yz 这里的概括授权并非职权分配，其仍需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只能针对明确的事项或手段作出。
[39]国家的公民从作为民众共同视角的公共性出发，利用更佳的论证力量，彼此陈述观点、说明理由，赋予了为社会所接受的普遍道德信念的客观性。众所周知，国家法律本身就是公共理性的产物和表达形式。
公共理性的法治建构过程，即分歧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国家法治框架下的理性公共运用方式，创设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互惠合作的社会条件，以公共参与和协商辩论的路径破解了在价值和生活目的上充盈着深度合理分歧的社会如何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难题。(三)作为民主自我纠正机制的公共理性民主有一系列的弱点和缺陷，如何克服多数人的暴政和盲从、防范集体的无限权威始终是各国立宪者们在制度设计中一直关注的问题。作为集中彰显中国式民主本质要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已全方位地融入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运行的全过程。它还指参与对话的愿望：既有言说又有倾听的愿望，以及为了使对话得以继续而试图理解他人言说内容的愿望和在尊重他人观点的前提下予以回应的愿望[40]。从这一点来说，虽然现代多元社会的分歧和冲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公民愿意充分发挥公共自主，理性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实际上就是以规范性合作方式寻求共同归属感，这充分体现了公共理性作为多元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重要价值。
高希尔进一步肯定了公共理性对于构建正义的政治秩序的重要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基于公共理性产生的国家法律是实现民主社会治理的前提，法律是公共理性的表达形式，法律所宣称的超越公民判断和行动之上的权威，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理性基础之上，这正是稳态民主的制度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作为一种旨在建立起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式的程序理论，其有序运行需要全体公民具备建立在常识性知识、科学方法和公共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公共理性。《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专门要求，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充分听取有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可以在人民政协的专门协商机构中，以民主党派的名义就相关立法议题发表见解、提出意见建议。而且，从协商的性质和地位来说，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相对超脱，能够代表社会成员对立法活动进行监督，有效避免部门本位主义立法和强势群体对立法过程的操纵和把控。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第四，立法协商也是对立法权进行有效制约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
即公共的意见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于行政立法中的立法协商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通过立法协商，社会成员可以进行直接的政治表达和发表意见、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从而实现对立法过程的公开、有效的民主监督，保证立法真正反映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和根本利益。(18)参见《政协参与立法协商：上海的路径和实践》，载《联合时报》2014年11月11日。(14)(五)推进立法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有序、积极稳妥，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劳动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研究，听取工会意见。
从参与协商主体来说，人民政协拥有34个界别、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人员构成来源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意见。③2.政府主导的立法协商为有效推进各级行政机关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能力，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应当推进政府主导的立法协商工作，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等的沟通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应通过制定立法规划、提出立法建议、法律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的立法协商得以充分展现，通过人民政协、人民团体参与立法协商的形式得以有效彰显。进入专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 立法协商 。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都延续使用2015年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表述。(二)立法协商的真实有效性还远远不够。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行政法规起草部门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实践当中，有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发起和组织立法协商的职能认识不清、态度消极，对组织立法协商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甚至认为立法协商是政协的事情、坐等政协报送意见和建议就算完成立法协商任务。
2004年，南京市制定《关于加强南京市政府立法协商工作的意见》。第二种形式，即有立法权的人大常委会党组或政府党组通过同级党委，将法律法规草案交由同级政协党组，再由同级政协党组自行组织相关政协委员开展立法协商。立法协商更强调立法过程和立法活动的民主化，是基于立法活动而展开的协商、参与和论证。参见苏绍龙：《地方立法协商制度机制刍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一)社会成员要实质参与立法协商并提出高质量的立法建议、真实影响立法进程，仍面临协商能力较弱、信息条件不充分等诸多困难随着立法专业性、技术性要求的增强，对于动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法律法规草案，以及相关立法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和改革事项，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要抓住问题关键提出高质量的立法意见都要仔细思量、破费周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参与协商就更加困难。从本质上说，人民团体属于社会组织，是社会场域中意见生成、集聚、积聚的重要的组织化平台。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先后十次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在通过立法协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立法机关可以制定新的法律，或对一些滞后于社会发展、不合理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废止，从而大大提高立法品质、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
其独特功能与优势主要表现为：首先，立法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与基本实现方式。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强调立法协商，指出要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
具体而言，政府主导的立法协商，即在行政法规或政府规章制定或修改过程中，由政府部门主动发起、通过召开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或通过其他方式听取公众意见，组织利益相关方就立法内容进行广泛沟通和意见互动的立法协商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模式成为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主要模式。
其次，立法协商为多种社会意见交锋互动，立法者与执法者、守法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搭建了制度化平台，有助于找到立法调整对象的利益最大公约数。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协商主导作用，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立法协商规则。人民政协主要是聚焦国家中心任务，就重大立法议题以及社会高度关注、与人民群众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重要事情，才启动相关讨论研究、提出建议等立法协商程序。而少有参与协商主体之间基于公共理性的直接的对话交流、更少有针对争论焦点或重大分歧展开聚焦式辩论和碰撞，也就难以使得相关利益冲突能够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得以充分的表达和化解。
201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又由于立法主体开展立法协商的形式还比较单一、刻板、老套，参与协商主体的遴选过程有失透明，加之对于协商之后的信息反馈也常常不能及时到位，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人参与立法协商的体验感不强、积极性不高。
立法协商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作要求，而是实现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相结合、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障。还要有足够的理性与宽容，既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要兼顾他方的权益。
显然，很多立法协商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有去无回、有过程无结果，相关立法机关也缺乏对立法协商全过程回头看式的整体评价，对于立法协商的成效也难以进行评估。对于涉及特殊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应主动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理解和尊重弱势话语群体的诉求表达，让普通群众在立法中感受到公正对待和公平正义。
立法信息公开，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有利于社会各方面通过正式渠道掌握真实、有效的立法信息，从而有效防止政府部门通过立法揽权推责、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法治割据。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政协委员才是立法协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没有社会参与就没有协商民主，也就没有全过程人民民主。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年度协商计划，目的是解决协商需求不匹配，协商资源浪费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4.人民团体参与的立法协商人民团体参与的立法协商，主要是指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侨联、残联等人民团体或群团组织在参与制定、修改与自身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时，把立法草案提交给人民政协或以其他形式听取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相关意见，之后再对法案草稿进行修改、完善并提交给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审议。实践当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绝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和抽象原则，而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式。
随后，全国政协党组将协商结果报送中共中央。从社会层面来看，立法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分配、利益调整和协调的过程，是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鉴别、分析并加以吸收、整合的过程。
为此，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应对诸多立法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区分出哪些是共性意见、哪些是个别意见，并根据立法协商涉及的主体和内容采取统一反馈或单一反馈形式对协商结果的最终采纳情况及其原因进行记录、解释和说明。其涉及的主要方面应该包括：第一，增强立法信息公开透明度，健全协商参与主体的遴选机制，扩大公众参与的覆盖面和代表性。
